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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位经济学家预测:2017中国经济将迎来最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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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的“天鹅”事件令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遭遇不确定性,全球经济面临更多挑战,中国经济也未能独善其身。

在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下,国内GDP增速预期不断调低、房地产泡沫涌现、地方政府债务愈加严重,是否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在2017年仍将承受高压?

挥别2016,迎来2017,《英才》杂志记者专门走访了10位知名经济学家,深入解读2017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

1

许成钢:

中国要清楚自己的问题

即使在美国,人们现在也很难猜测,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后发生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特朗普政府将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全球化。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将是他非常重视的一个目标。

但是特朗普在破坏中美贸易的同时,也会影响美国经济。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在倒行逆施。比如在能源领域,特朗普很明确地在推动传统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发展,这不仅是在破坏全球已经达成关于排碳问题的共识,也妨碍美国在新能源方面的创新。众所周知,美国的新能源技术是最发达的,很快就要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特朗普突然以政治的力量保护和推动传统能源,阻挡科技的发展,如果他真能做成,那对美国经济绝对是损坏。

特朗普认为美国就业面临的困难是因为中国,他要把这些投资拉回美国。我认为,实际上他也并不是真正要扼制中国,打击中国。只是开了一些完全错误的药方,想把问题推到别的国家去,并试图用贸易保护来促进美国繁荣。

当我们理解了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就没必要为他们操太多心,而是要好好考虑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不需要过于依赖其他国家而发展。但现在中国内部面临着比美国更严重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必须要认清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把问题推到特朗普和美国去。

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美元的升值,而是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信心不足。也因为中国改革很长时间没有显著进步,一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基本上都是用财政刺激,来阻止经济增速下滑太快,并不涉及真正的制度改革。

我认为目前最重要是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内需不足的根源是家庭总体收入过低,只有裁减官僚机构,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同时大规模减税,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重新分配财富,让老百姓多拿,政府少拿,经济才能增长。当然,这可能需要长期改变的过程。短期内我们可以用市场发债券的方式应对经济增速下滑。不一定都是在国内发,可以在国际上发,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比起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好的,会有人愿意买中国债券的。

关于房地产,中国人一直认为房地产会保值升值,加之汇率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人们会认为持有实物会更安全,所以房地产投资2017年仍然会增加。但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我认为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有压力但也有涨价的动力,三线很困难,四线仍然是没有办法。

我认为,现在是产业革命汹涌澎湃的时候,新能源、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都有非常巨大的前景。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一窝蜂涌入这些行业就是好事,传统行业也不都会死掉了。

中国仍然保持有很庞大的外汇储备,和相当大的财政盈余,如果没有管理不当的重大失误,还是有时间和能力进行改革,虽然在改革过程中会面对很多困难,但也并不会像以为的那么难。

(许成钢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2

高连奎:

关注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主要靠民粹主义上台,其对内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减税,对外民粹主义主要体现为贸易保护主义,这两者都不是好的经济主张。减税政策会让美国债务危机更加严重,而且在2017年会成为一个危机爆发点,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

特朗普上台后对外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剧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经济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部分行业的企业应该有所心理准备。短期内看贸易摩擦可能会增加,从长期看,全球化时代可能即将结束,各国更加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以制造和出口经济为主的中国并非利好。

除此之外,美元的走势还影响着中国的汇率走势。现在决定人民币汇率的主要是美元加息预期,美国加息的靴子一天不落地,人民币在美国加息预期的题材炒作之下,还有可能贬值,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应该一步贬值到位,但是这并不科学,首先过度贬值对进口企业会是灭顶之灾,其次人民币本身并不具备贬值基础,纯粹是汇率市场的炒作所致。中国现在能做的是堵住财富流失的途径以遏制汇率恶化的连锁反应,应该对财富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私人银行部的海外资产配置类业务进行限制,这是中国富豪资产出境的主要渠道。

2017年,我们应当关注政府的债务危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越来越严重,到2016年底就会基本达到GDP60%的警戒线,目前财政政策上总的方向还是减税降费,因此债务情况会继续变得更严重,甚至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或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

具体说明,2017年国内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主要还是企业和政府债务问题。第一,企业层面,融资成本高,企业债务居高不下,还会出现一大批企业破产;第二,政府债务危机也在持续增大,目前还没有解决的方法;第三,持续的通货紧缩会,将会有更多的煤炭、钢铁产业逼至破产。企业债务解决起来比较简单,只要降低存款准备金,企业融资成本就会降低,企业债务自然消失,而对于政府债务,则必须进行财税改革才可以解决,中国现在必须走出财税困境。

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才可以,而一个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其财政税收一般要占到这个国家GDP的40%左右,这也是中国目前应该达到的税收水平。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财政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政府必须不断改革这个国家的财税制度、财税种类与财政征收方式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财政支出的加大。

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还是以企业增值税为主,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10年中,所得税将会超越增值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收,而在未来20年后,消费税将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

(高连奎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主管)

3

李稻葵:

中国将面对两大问题

特朗普上台后肯定会针对中国提出贸易保护政策,但如果推出一刀切的政策,美国企业也不会幸免。所以他的言论虽然高调,但实际不会影响很大的政策。中国也会采取类似方式来回应。中美贸易战会有,但预计更多是表面文章,多是媒体战、口水战之类。

2017年中国经济要面对两大问题。第一个是贸易方面,第二个是国际金融。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竞选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承诺,讲了很多大话,不可能一点都不兑现。他们应该会来试试我们的底线,搞出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也做好思想准备,即使在某些领域他们会挑起事端,也有好的应对办法。

国际金融方面,美联储会加息是大概率事件,特朗普上台之后,很可能会搞大规模财政刺激,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财政一刺激,本国经济会上行。当刺激导致美国货币需求上去后,资金会回流,同时美联储相对于美国政府是独立的,就会进一步加息,因此在全球范围内会出现资金的流动,特别会出现资本市场的一些波动,这自然会间接影响我们的汇率市场。

特朗普声称要大规模减税,这有点像1980年里根时代,一边白宫在搞减税,另一边美联储在加息,由此资金回到美国。资本市场因此会恐慌,中国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管好资金外流。

我相信中国会做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准备。但是从国内来讲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呢?民间投资以及相关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目前增长太慢,只在2.5%—3.2%之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确保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我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在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社会事件的底线上,“让子弹飞”。创新来自于基层,创新来自于企业,创新来自于年轻人,让消费金融创新公司多走一段时间,才能让消费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甚至能够超越很多发达国家现行的实践,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一些所谓的“中国方案。”

在2017年的经济博弈中,中国必须要赢,为此,2017年不但要延续 2016年的改革而且要更有针对性。针对真正落后的产能,提出严厉措施。同时环保监控会加强,最终使得落后产能被关停,而真正用于生产的好产能会提高。这就要求环保部门、工信部更多参与,而不仅仅是发改委靠发文件来推进。

另外,中国内地房价不会大规模上涨。要防止房价暴涨,根本措施是要加大土地供应,这取决于地方政府,也取决于财税体制改革。只有让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才会减少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但短期内还不易做到。现时内地政府能做的就是限购,限制交易规模。我认为,二线城市房价很难往下降,只是限购政策导致交易量萎缩而已,一线城市房价仍会上涨。

(李稻葵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4

连平:

抵御汇率风险

从特朗普过渡政府的构成上看,经济意图很明显。有些人本来就是经济界的巨头,他们将更加精于计算。未来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贸易,第二是投资。

总的来说,2017年人民币还是会有贬值压力,一方面是美元升值。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汇率更重要的还是看我们自身因素,中国经济基本面增速是否能保持平稳。

现在的问题并不是GDP增速太低,关键是大家担心会继续有下行,对未来的投资前景信心不足。如果2017年GDP增长能保持平稳 ,在波动中总体维持区间增速。应该就有助于汇率的稳定。另外,汇率是价格的反应,价格是取决于供求关系。从银行的结售汇来看,现在是净售汇,也就是市场外汇需求比较强烈。如果能通过政策调节,使市场供求关系比较平衡,人民币不会有大的贬值压力。

我相信2017年可能会比2016年做的更好一点。而且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已经不小,现在应该说是在合理均衡水平,不太可能出现太大的贬值。关键是看怎么通过供求关系和经济运行的调节,来改变市场持续不断贬值的预期。

我认为,涉及到国际贸易的企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抵御汇率的风险,比如金融衍生产品等。从我国资本流出压力较大的现实看,有必要进一步开放境内市场,适度加大吸引资本流入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开放力度,推进服务业有序开放,尤其是金融、电信、运输等重点领域开放力度。其次,适度扩大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向外资开放力度,逐步扩大证券投资领域的开放,适时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简化审批流程。第三,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适度放松企业举借外债限制。考虑到目前市场主体结汇意愿相对平稳,结汇规模进一步萎缩空间较小,未来有必要通过多种途径鼓励出口企业积极结汇,激发企业的结汇热情。

同时,对资本流出的管理则应适当收紧。诸如个人对外实业投资、不动产投资和证券投资等领域的放开应谨慎推进。持续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严格限制投机性购汇需求。

我认为,未来购房门槛的提高和银行信贷的收紧将使热点城市的楼市需求进入观望期,加之基数效应,热点城市楼市成交同比增速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一些价格上涨趋势减缓、个别政策执行力度较大的城市,其房价可能会有所下降。

总之,综合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下一步在加大基建投资的同时,要实施多维度稳增长政策,形成新的投资需求。

(连平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5

梁红:

关注国企改革

我们维持2016年实际GDP同比增速6.7%的预测,并将2017年实际GDP同比增速预测从6.7%调整至6.6%。

2017年消费对GDP增速的贡献或将明显加大,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略有下降,而外需有望温和复苏。另外,我们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可能没有宽松的空间,预计2017年基准利率将保持不变。人民币汇率方面,2016年底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将在6.78左右,2017年底到6.98附近。

国企改革可能会在以下方面有所进展,推进混合所有制试点以提高国企效率、建立国企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以及放开“竞争类行业”的民企准入。预计混合所有制试点将在一些重点行业取得进展,包括电信、交通、能源、电力、医疗和教育等。国企退出机制和不良贷款处置将继续在市场化原则下推进。此外,竞争性行业中的国企比重能否逐步下降应当被给予关注。

对2017年改革的期待主要集中在财税、户籍制度和土地改革的继续推进,以促使中国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个人所得税改革可能将进一步推进以改善收入分配,包括提高个税起征点和建立更完善的个税制度。

2017年经济运行中潜在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地产降温幅度大于预期;MPA考核正式落地和金融市场去杠杆带来的压力;以及外需可能会因政治事件带来的风险。

首先,地产的降温对实际增长速度的冲击较为温和,考虑到本轮地产繁荣对投资增速的影响有限;主要城市的地产库存仍然较低,开发商在手现金充裕。

但是,如果调控政策更加严格,经济增长将为房地产市场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可能会拖累2017年的增长和再通胀速度。此外,由于预计2017年将全面实施MPA考核,因此市场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相关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此应当密切关注短期市场利率的变化,以衡量监管框架趋于审慎和金融市场去杠杆过程对市场的压力。

相反,2017年增长在两方面有超预期的可能,即居民消费和投资增速,以及外需复苏步伐。2017年消费和投资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实际利率仍在下行,且短期地产投资预期收益明显下降。

此外,我也非常关注美国总统换届后财政扩张的规模,如果美国货币政策不出现大幅紧缩,那么美国基建投资增速加快将利好全球经济。

2017年的经济增长结构和政策组合或将对个人消费的增长最为有利,尤其是受益于中低收入和中产阶级消费升级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可选消费行业。同时,医疗、教育和新兴消费服务等长期增长领域可能出现较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梁红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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